文 | 汽车行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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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4月,美国一纸加征25%进口汽车关税的政策,像一块巨石投入平静的湖面,瞬间在全球汽车行业掀起巨浪。从德国奥迪到英国捷豹路虎,从意大利法拉利到法国斯特兰蒂斯,车企们紧急调整策略:暂停交付、裁员减产、涨价自保……这场由贸易保护主义掀起的风暴,不仅让车企陷入两难,更暴露出全球化时代产业链的脆弱性。当各国政府匆忙出台政策“救火”时,一个问题浮出水面:这场博弈中,究竟谁会是真正的赢家?

关税“大棒”挥下,车企紧急求生
特朗普政府此次加征关税的理由看似简单——“保护美国汽车产业”。但数据显示,美国市场每年进口汽车约800万辆,占其总销量的三分之一。这意味着,从豪华轿车到经济型代步车,数百万消费者将直接承受车价上涨的压力。
奥迪的“断腕”策略成为行业缩影。4月7日,这家德国车企果断暂停向美国的经销商交付新车,优先消化3.7万辆库存。这背后是残酷的账本:每辆进口车成本增加25%,按奥迪Q5在美均价5万美元计算,单台关税成本激增1.25万美元。与其让新车积压成“烫手山芋”,不如让经销商清仓止损。但代价同样沉重——2023年奥迪在美销量已下滑14%,暂停交付可能进一步丢失市场份额。
其他车企的应对更显挣扎:
捷豹路虎暂停对美出口一个月,但每年10万辆的出口量占其全球销量的四分之一,停工损失难以估量;
斯特兰蒂斯裁员900人,关闭北美工厂,暴露出传统车企转型期的产能过剩危机; (汽车行家此前报道《特朗普汽车关税生效首日,裁员!停工!停产!汽车巨头突然宣布》)
法拉利选择涨价10%,看似优雅转身,实则试探市场底线——毕竟愿意花30万美元买跑车的客户,真的不在意多付3万吗?
这场集体行动的深层逻辑在于:车企必须在“保利润”和“抢市场”之间找到平衡点。但现实是,无论选择哪条路,都像在刀尖上跳舞。

政府出手救市,环保让位现实
当车企自救时,各国政府也坐不住了。最典型的案例发生在英国:工党政府原本雄心勃勃的“2030年全面禁售燃油车”计划,在关税冲击下被迫妥协。新政策允许混合动力车销售至2035年,对未达标车企的罚款也从每辆车1.8万英镑降至1.2万英镑。
这绝非简单的政策回调。英国汽车制造商协会数据显示,该国电动车生产成本比燃油车高40%,而美国市场占英国汽车出口的18%。如果坚持激进转型,车企可能同时面临技术投入、关税成本、市场份额流失的三重绞杀。政府的妥协,本质上是在环保理想与经济现实之间的无奈选择。
欧洲其他国家同样暗流涌动:
- 德国加速本土电池工厂建设,试图减少对亚洲供应链的依赖;
- 法国推动欧盟设立“反制关税清单”,威胁对美国农产品加税;
- 意大利则为车企提供税收减免,鼓励生产线本土化改造。
这些举措揭示了一个残酷真相:在全球化退潮的今天,国家间的产业竞争已从“效率优先”转向“安全优先”。

消费者埋单,全球化产业链面临重构
加征关税最直接的后果,是消费者被迫承担成本。以美国市场为例:
一辆日本生产的丰田凯美瑞(图片|配置|询价)可能涨价5000美元;
德国进口的宝马X5预计涨幅超过1万美元;
即便在墨西哥工厂生产的车型,也可能因供应链关联被波及。
这对中产家庭而言无异于沉重打击。数据显示,美国汽车贷款平均利率已升至7%,车价上涨将进一步挤压消费能力。讽刺的是,特朗普政府宣称“保护本土就业”,但通用、福特等美系品牌同样依赖全球供应链——中国制造的电子元件、墨西哥组装的变速箱、德国研发的软件系统,缺一不可。
更深远的影响在于**产业链重构**。大众汽车已宣布扩建田纳西州工厂,宝马计划在美国生产更多电池,但这些投资需要数年才能见效。短期来看,车企不得不采取“拆东墙补西墙”的策略: 将有限产能优先分配给利润更高的豪华车型; 削减中低端车型配置以控制成本; 甚至推迟电动化研发投入。
这种权宜之计,正在动摇汽车行业百年来的发展逻辑。

没有赢家的战争?
回顾历史,美国曾在1980年代对日本汽车加征关税,结果催生出丰田、本田的北美本土化生产;2018年特朗普政府对钢铝产品征税,导致通用汽车裁员1.4万人。此次关税政策,很可能重蹈覆辙——
对美国而言:
短期或刺激车企在美设厂,但新建工厂平均需要3-5年,无法缓解当前车价飙升;
长期恐引发欧盟、亚洲国家的报复性关税,重创农产品、科技产品出口。
对欧洲车企而言:
转型电动化的资金被分流至应对关税,可能错过技术窗口期;
过度依赖美国市场的品牌(如保时捷、捷豹)面临份额萎缩风险。
对消费者而言:
选择空间缩小,同等预算可能被迫降级购车;
二手车市场畸形升温,加剧市场泡沫。
这场博弈中最具讽刺意味的是:当各国忙于筑墙自保时,中国新能源汽车品牌正悄然扩大全球份额。比亚迪、蔚来等企业凭借本土化供应链和成本优势,在关税战中反而获得相对竞争力。数据显示,2024年一季度中国电动汽车出口量同比增长67%,其中对东南亚、拉美市场出口激增。
未来之路:合作还是对抗?
汽车产业的困境,本质是全球化与民族主义的碰撞。要破解困局,或许需要回归三个基本逻辑:
1、强行改变产业链布局必然推高社会总成本,最终由所有人分担;
2、电动化、智能化转型需要全球协作,封闭环境难以孵化创新;
3、消费者不会为政治博弈永远埋单,性价比仍是王道。
正如宝马CEO齐普策所言:“我们无法用20世纪的方法解决21世纪的问题。”当特斯拉上海工厂生产的Model Y出口欧洲,当德国车企集体投资中国电池企业,这些行动早已证明:在汽车行业,开放合作才是穿越风暴的唯一航路。
历史的经验告诉我们,贸易保护主义从不是解决问题的良药,而是延缓危机的麻醉剂。当药效退去时,真正的挑战才刚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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