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0年代的传奇人物，从村书记到“土皇帝”，坐拥16辆进口奔驰

1993年4月16日，新华社发出一则通讯稿：“天津市静海县大邱庄农工商总公司董事长禹作敏，4月15日被公安机关依法执行刑事拘留……”。这条新闻仅有短短几行，总计不足140字，但在当时轰动了整个中国。

1984年，各大中央媒体把大邱庄村的发展模式和建设思路作为正面模范，在全国范围内大肆报道。这座坐落于天津市的西南方向的村庄突然出名了，一时成了“全国第一村”。而带领这个村庄成为经济名镇的领头人正是禹作敏。然而，仅仅九年之后，曾经的劳模以非法拘禁罪、非法管制罪、窝藏罪、妨害公务罪和行贿罪数罪并行，被判处有期徒刑二十年。

这中间发生了什么？为何改革开放初期的领头模范竟沦落到了阶下囚的境地？

天津市公安局内的86册案卷、38次传讯，承载了为何这个农民出身的企业家会堕落为社会主义罪犯的全部答案。

中国第一村领头人

1958年，年仅23岁的禹作敏就已加入中国共产党。随后，他在大邱村当了几十年的干部。

1977年，大邱庄的农民实在忍受够了困穷的苦难。看着地处团泊洼的这片土地，他们隐隐感到绝望。随即，他们向村干部们提出了“谁能带领大队致富，谁当书记”的口号。禹作敏临危受命，担任了大邱庄大队党总支书记。他向村民们保证：三年之内一定可以摘掉贫困帽子；如若不能实现，就自动下台。

1978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后，大邱村还是一个极其贫困和落后的小村庄。当时，禹作敏更是为大邱庄的经济发展道路绞尽了脑汁。在经过几周的深思熟虑之后，禹作敏终于下定了决心。

首先，是路线问题。他认定，要想带领村民们发家致富，必须要破除“以粮为纲”和“以阶级斗争为纲”这两纲。否则，大邱村只会被搞得穷当当，搞得人心慌。

他把眼光投向了资本家和地主的发展路线。显然，禹作敏并没有搞清楚社会主义的真正含义。他只看到地主才是土地的主人，资本家手握资本，能赚大钱。但不可置否的是，当时，他想要带领村中农民们走出贫困、干一番事业的信念格外真切。

在北京友谊商店，禹作敏逛街的一件小事极能体现他想要打破人们对农民积贫积弱的刻板印象。那天，他对一张精致的红木镌花写字桌很感兴趣，随手摸了一下，问店员价钱。店中的女服务员看他的打扮，显露出了很是嫌弃的神情，瞟着白眼回复说，“两万元呢！买得起吗？”禹作敏瞬间火冒三丈，让秘书去取了两万元现金，买下写字桌。将写字桌搬回家之后，他并没有使用，而是丢在了地下仓库。用他的说法，“我就是不服！”他不服那些人瞧不上农民老百姓。

禹作敏提倡，农民要住小洋房、用大哥大、乘飞机出行……人靠衣服马靠鞍。他要从外在形象开始，彻底颠覆城里人对农民的印象。

他曾说：其实我没必要坐那么好的车，又不出门，坐那么好的车干吗？穿西装，我还是穿过去的老棉布衣裳习惯。我还是想吃棒子面粥，贴饽饽熬小鱼儿就老咸菜。我现在的这些，全是做给人家看的！

再次，是支柱产业的选择。禹作敏发现大邱庄的土地土壤含盐量太高、不够肥沃。如果只大力发展农业，大邱庄的经济状况肯定不会扭转。最终，他决定将大邱庄引向工业道路。

当时，村里有一位钢铁能人，名字叫刘万明。1960年，刘万明从天津一家轧钢厂调回到老家。禹作敏任用刘万明，在大邱庄内操办钢铁厂。

当时，村生产大队集资，共凑了十万块钱。由刘万明采购，他从有熟人的轧钢厂以最低价格进货一批旧部件。钢铁厂将这些旧部件串成三台轧钢机。第一年，钢铁厂营收约27万元，次年营收增长超过百分之两百。禹作敏和刘万明将盈余继续投资，持续扩大钢铁厂的规模。在禹作敏的带领下，依托钢铁产业，大邱村摆脱了“穷帽子”，经济迅速发展起来。村中大部分家庭陆陆续续从茅草屋搬了出来，住进新盖的砖瓦房。但是，作为村内改革领头人，禹作敏依然居住在茅草房。他坚持要看到各家各户都住进砖瓦房，到那个时候他再搬家。

1992年，根据国家统计局年鉴，无论是总GDP还是人均GDP等各项经济指标，大邱庄在中国村庄中都连年稳居第一。大邱村被誉为“中国首富村”，禹作敏也成了国内报纸头版的常客。

二、土围子中称皇帝

禹作敏曾嚣张地说：“去掉‘土’字，我就是皇帝！”

“皇帝”是什么意思呢？这个历史悠久的概念，是五千年封建历史的专有名词。个人要想建立国家当皇帝，除却需要军队、监狱之外，还需要在思想上建立个人崇拜。而禹作敏口中“皇帝”的含义，在他看来，最重要的应该是最高权力的代名词。

实际上，在大邱庄这个离天津港60里的小村庄里，禹作敏着实从军事、思想和最高权利上进行了全面统治，成了名符其实的土皇帝。

甚至在幼儿园，孩童们口中的歌谣都是在歌颂他的丰功伟绩。“禹爷爷真伟大”。在用人来源上，禹作敏偏好任人唯亲，打造绝对服从于他指挥的领导班子。

他曾在公众场合得意地说，“我用的人，群众选出来的一个也没有”。钢铁厂的主要领导和禹作敏的左膀右臂，基本都是他家族中的亲戚，或者是明显依附他的有心人。在这样的领导班子下，禹作敏在大邱庄可以说是呼风唤雨。再以土皇帝的做派，他用金钱慢慢蚕食天津市政府机关的官员，为钢铁厂的纳税开特殊通道。钢铁厂在买原料时将进价压到最低，再以最廉价的劳动力进行加工，再竭力偷税漏税。

从1978年到1987年，在不到十年的改革时间里，禹作敏兴办的钢铁厂实现了快速的资本积累。1987年，大邱庄工业GDP高达2亿元，税后净利润到达4000万元。禹作敏回忆道，在大邱庄村里，不论是工商、税务、公安派出所还是银行、法院，他都有自己人。这些人的工资半明半暗，国家和他那边都有拿工资。就连派出所所长的薪水，实际上是由禹作敏本人支付的。

此外，对待外地参观者，禹作敏的态度依然肆意妄为。

1992年11月27日，来自北京干部学校的27名学员来到大邱庄村，进行社会调查，被当地人非法拘禁。

两年前，仿照香港风格的样式，这里建造了一条特色鲜明的商业街。

学员们也慕名前往。在一家店里，他们问及商品价格、货源问题，店员的态度极其恶劣。双方起冲突后，女店员喊来了商场保安。一排保安不容置辩，直接将学员们关押了起来，还粗暴地殴打了他们。

两天后，禹作敏私审了和学员张新泽。三番五次，他逼迫张新泽承认学员们在香港商业街有“骂街”的行为。逼迫无效后，他又威胁道，“现在不承认，我一走就不好办了”。在禹作敏离开会议室之后，打手们立刻对张新泽拳打脚踢。

又试图从班主任程钢那里下手。禹作敏伪造了学员们砸坏商场商品的现场；并且诬陷程钢是流氓头子，带学员们到大邱庄村来捣乱。程钢因为坚决否认罪名，被禹作敏的打手一次次毒打。有五名学员被打至重伤，住进了医院。

为什么当初兢兢业业的第一村领头人，转变成了目中无人的土皇帝了呢？这也许他原生所处的阶层局限性有关系。

禹作敏继承了先辈们勤劳能吃苦的特质，并且敢为人先非常勇敢。他有极强的信念感，想要带领村中农民摘掉贫困的帽子、过经济富裕的日子。正是在禹作敏敢于冒险的改革之下，大邱庄村在不到15年的时间里创造出超过四十亿产值的企业神话。

可是富裕之后，应该走一条什么样的道路呢？实际上在禹作敏的眼前有三条路可以走：一是先富带动后富，致力于全部贫困的百姓发家致富；二是利用资本盈余，持续进行扩大再生产，以创造更多的营收；三是富裕之后尽情享乐，以资本家的姿态压迫自己的农民兄弟，打造财富壁垒。

在富裕之初，禹作敏选择过前两条道路。不过，随着财富的加速积累，禹作敏在金钱的诱惑下成为了权力的俘虏。

后来，禹作敏一次又一次地搬家，住进一所又一所富丽堂皇的公寓。通讯要配置最高级的电话，出行要配置最豪华的轿车。而且数量上也无限度，以至于家中有6部电话、仓库有几百部轿车。

而且，他不仅要享受物质的快乐，还要炫耀给别人看，贪图被艳羡的虚荣。

有次，外国大使馆的官员来到大邱庄村学习参观。禹作敏派出了数百辆小轿车列队，表示欢迎。这些小轿车每一辆都比外交官乘坐的车辆要豪华，以至于外交官都觉得过于奢侈了。

再加上在大邱庄村，禹作敏既负责政务，又有检察权，同时在公安方面打通了关系，雇佣了大批的打手做保镖。他想在土围子中称皇帝的心思，可谓昭然若揭。

三、土皇帝落下马鞍

《管子·乘马》有言，“事者，生于虑，成于务，失于傲”。禹作敏骄横至此，其最终的悲剧也是可以被预见的了。

随着禹作敏作风越来越猖狂，村内外的百姓私下里有了别样的讨论。大家都说，法律在大邱庄不重要，禹作敏能只手遮天，他的指示就像封建王朝里皇帝的圣旨。老百姓们私下里把禹作敏叫做“庄主”，将他的儿子禹绍政叫做“少庄主”。

人们对禹作敏的恐惧不无道理。在禹作敏看来，法律要在功绩和财权之下。甚至于在闹出人命之后，他还能理直气壮地对公安警察发火说，“你们来干什么？不就是打死个人嘛！”

1990年4月，在禹作敏的指令下，村民刘玉田在大街上被人活活打死。这是一个年逾耄耋的老人，他向打手们下跪、苦苦求饶。打手们毫不讲理，对老人拳打脚踢直到咽气。

这群打手为什么要打刘玉田老人呢？因为此前几日的一件小事。村民禹作相听闻大邱庄家具厂厂长刘金会曾欺负过他的女儿，很是生气，，要堂兄禹作敏帮他作主。禹作敏同意之后，禹作相先是让打手们把当事人刘金会教训了一顿。依然觉得不解气，他又让打手们对刘金会的父亲下了手。于是，大邱庄村的街道上出现了老人横死的悲惨一幕。

在案发结束，作为幕后指示人的禹作敏，没有主动承担罪责。取而代之的是，他在谋划让凶手们避免被判刑入狱。

虽然有禹作敏势力的干扰，但在公安机关的积极调查之下，七个犯罪分子被成功收网，接受法律制裁。

禹作敏没有善罢甘休，制造了一系列游行示威的活动，来抗议司法机关的判决。自己人被司法机关进行审判，在禹作敏眼中，这是丢了他的脸面。他还进一步骚扰死者刘玉田一家，向群众提倡将刘家七口人驱逐出大邱庄。在长期被监视的情况下，刘家三个儿子被迫迁出了大邱庄。而留在大邱庄的刘家女儿，竟被禹作敏势力非法拘禁了三年之久。

上帝让其毁灭，必先让其疯狂。这次打人致死事件没有削弱禹作敏的势力，反而让他更加猖狂。

1992年11月，李凤政之死一事真正打开了潘多拉魔盒。

李凤政是大邱庄村华大集团的总经理。在他暴病死亡之后，公司有三亿的资金用途解释不清楚。禹作敏一边表现得宅心仁厚，为李凤政操办丧葬事宜；另一边私设公堂，审查李凤政的公司。

禹作敏下令，对华大集团的厂长田宜正、副总经理侯洪滨、场长宋宝先后进行了私刑审讯。他们被带到了大邱庄会议室，而此时已成为了恐怖的审讯室。在会议室中，不但有录音设备、监控录像，而且摆放着一排皮鞭和电警棍。

当时已入深冬，寒风刺骨。受审者被扒光了衣服，在酷刑下接受审讯。

禹作敏还亲自支持了一场私审。12月7日，他对氧气厂厂长田宜正进行了审讯。对于禹作敏指控生活作风问题和经济腐败问题。田宜正一再否认。禹作敏非常生气，一次次抽打着这个已经六十多的集团领导。到审讯后期，禹作敏直接让打手“代劳”。他们不仅对田宜正拳打脚踢，还用电警棍电击、皮鞭抽打。最终，田宜正在酷刑之下委曲求全，认罪了被指控的问题。

对于其他的受审者，审讯手法如出一辙，毫无人性可言。对于华大集团普通员工的审讯，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12月13日，华大集团职工危福合在审讯中，被殴打丧命。

当天，禹作敏势力对危福合的审讯，持续了七个小时之久。在十几平米面积的小屋中，总共有十八个人进入房内对危福合拳打脚踢。从下午到傍晚，屋内除却鞭子抽打的声音，回荡着危福合的惨叫声。直到晚上十点，危福合停止了呼吸。

在东窗事发之后，禹作敏第一反应是把危福合在老家河北的亲戚“请”到大邱庄村，愿意支付他们6.5万元人民币交换危福合的生命。并让家属们承诺，以后不要找大邱庄麻烦。

不同往日，这次并没有成功“息事宁人”。天津市公安局做了进一步的深入调查，特地派出多名警察前往大邱庄村勘察现场。

禹作敏知道天津市公安局出动的消息后，立即下令：扣下警察。他派出了几十名打手将前来执行勘察任务的警察层层包围。禹作敏对警察们呵斥道，“不就是打死个人嘛！”“你们来干什么？”

禹作敏作为大邱庄大队党总支书记，非但没有配合上级的调查任务，反而恶意阻拦，公然煽动村民们妨害执行公务。在禹作敏的安排下，整个村庄被非法势力武装起来，工人们不在工厂而是在街上巡逻，手里拿着铁棒对路上行人进行一一排查，以防便服警察的调查。

在土围子待久了，禹作敏仿佛真的以为自己可以只手遮天。他下了很大的赌注，来对抗上级机关的调查。但和法律正义、和国家机关、和人民群众的利益相比，他的抵抗代表着少数人的利益，这种特权过去或许存在，但最终一定会被取缔。

次年三月，杀害危福合的打手们纷纷落网。有些是被警察逮捕，有些是主动投案。到4月15日，公安机关已掌握了禹作敏大量的犯罪证据，申请对其进行逮捕。4月21日，经检察机关批准，正式对禹作敏进行逮捕。

服刑中自杀

那些到大邱庄参考学习者的预言终于应验了：大邱庄早晚要出事！

禹作敏终于落网了。在法院开庭审理前，他如实交代了自己全部的犯罪事实。

大邱庄虽然在极短的时间里实现了发家致富，但是他们的思路并不符合时代的发展规律。在改革开放之初，借着混乱和无序的风口致富，却没有将成功归因于国家政策的支持，思想上越发无法无天。而禹作敏受到法律制裁，表明了中国法制在步入正轨。

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刚入狱时，对监狱中的朴素生活，禹作敏相当不习惯。

有一天晚上，禹作敏肚子饿到睡不着觉，询问他的管教干部罗振岭说，可否帮他买些吃的让他垫垫肚子。禹作敏的家属是把禹的生活费寄到罗振岭那里保管的，拜托罗振岭给他买点补品。罗振岭回复他说，可以，买桃酥行吗？罗知道以往的禹肯定看不上这种食品，现在故意这么提让他注意饮食上保持朴素。禹也许是饿极了，连忙同意，说吃这个就很好。买回桃酥之后，罗振岭跟禹作敏讲账单明细，被禹作敏打断。对他来说，一千元人民币以下的账单根本不能入耳。这些鸡毛蒜皮，听了就烦。罗振岭突然严肃起来，告诫禹作敏，不论是钱多还是钱少，都要守规矩办事。没有规矩，迟早会出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