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抗战神剧中,日军军官就像NPC一样,少佐不如狗,大佐满地走。随便一场伏击战,主角团的冲锋号一吹,就能打死一大堆大佐,指挥刀更是像批发一样缴获。但在真实的历史中,打死一个日军大佐可没那么简单,他们也绝非可以随便碾压的小角色。
作为二战日军校级军官中的最高级别,大佐通常是联队长、旅团参谋长,甚至师团高级幕僚,身经百战,战术素养极高。更重要的是,日军大佐身边通常有精锐卫队贴身保护,行军作战时更是谨慎异常,极少暴露在一线火力之下。在大多数情况下,若不能完整歼灭一个日军联队,就只能靠运气才能够打死一个大佐。
二战期间,日本陆军大约有1500人获得了大佐军衔,海军大约有1000人。但从“九一八”事件算起,中国在14年抗战中才打死了71个大佐,这还要加上美军击毙的22个、苏军击毙的14个。抛去这些人,实打实被中国军民打死的大佐,满打满算也才35个。在太平洋战场上阵亡的大佐虽然要多一些,陆军阵亡了大约200多个,海军有300个,但全部加起来也才占到日军大佐总数的20%,大部分人还是安然无恙地活到了战争结束。
抗日神剧对历史的这般戏说,看似是“扬我国威”,实则在消解战争的残酷与先烈的牺牲。那些在真实战场上身经百战、层层筛选出的日军大佐,每一个背后都浸透着中国军民的血泪——35个被中国军民实打实击毙的数字背后,是无数次伏击战的精心部署,是情报人员深入敌营的九死一生,是战士们用血肉之躯撕开防线的惨烈冲锋。
就拿平型关大捷来说,这场打破“日军不可战胜”神话的战役,八路军115师倾全师之力设伏,最终歼灭日军1000余人,其中最高军衔是中佐。而要击毙一名大佐,往往需要付出数倍于歼敌的代价:比如1939年的昆仑关战役,杜聿明率领的第五军以伤亡1.4万余人的代价,才击毙日军少将中村正雄(生前为大佐,死后追晋),光是攻坚阶段就反复拉锯十余次,战士们踏着战友的尸体冲锋,最终才在炮(图片|配置|询价)火覆盖中终结了对手的指挥链。
而日本大佐之所以如此“耐打”,除了日军战斗力强的原因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含金量真的很高。在明治时期,一个日本青年如果想当大佐,就必须先考上日本陆军的最高学府陆军大学,但考取陆军大学的前置条件是,必须先考上专门培养基层军官的陆军士官学校。而要考陆士又必须先读完五年制中学,然后通过陆士预科考试,以10%的录取率进入陆军幼年学校学习,这才算拿到报考陆士的资格。
从陆军幼年学校毕业后,就要接受地狱般的陆士入学考核了。首先他们需要达到1米六的身高,裸眼视力要达到1.0以上,色盲或色弱者会被直接淘汰。接下来是非常严格的体能测试:学员需要在25分钟里完成5公里长跑、200米游泳,以及至少五个引体向上。这个标准放在现在可能不难,但在连大米饭都吃不着、人均身高不到1.6米的日本明治时期,能完成这些测试的绝对算是人中龙凤,而这一阶段至少会有50%的人因体能测试不合格被淘汰。
通过体能测试后,还有难度堪比东京帝国大学的文化课考试,既要懂日语和中文,还要懂德语和英文,还得通过代数、几何、微积分基础等数学科目的考试,淘汰率高达70%。经过这一系列严格考试后,最终只有大约16.7%的人能顺利入学,且这个录取率即便在二战后期严重缺乏军官的情况下,也没有降低标准。
如果你以为考入陆士就万事大吉,那就错了,因为入学后仍有20%的淘汰率,每期都有大约20%的学员因学业不合格、精神崩溃等原因被退学。而成绩排名在前10%的学员,若能在服役期间得到长官推荐,才能获得报考陆大的资格。陆大的考核更加严苛,文化课考试和体能测试只是最低标准,学员还需要接受由陆大教官和现役将官组成的评审团的现场考核,既要具备战场应变能力和指挥气质,还要考察忠诚度及对军部政策的支持度。
走到这一步才算摸到了大佐的门槛,因为如果不是皇道派或统制派人士,或者在参谋本部有任职经历,就算是陆大毕业,晋升大佐也难上加难。即便能晋升大佐,也需要在军队中苦熬资历,往往40多岁才能完成晋升。就拿二战时期几个罪大恶极的战犯来说:东条英机是陆士27期毕业,父亲东条英教还是陆军中将,但他苦熬20多年,47岁才晋升大佐;冈村宁次作为少壮派核心人物、“巴登巴登三羽乌”之一,29岁从陆大毕业,也熬到45岁才晋升大佐;就连有“石原之智,板垣之胆”之称的石原莞尔和板垣征四郎,即便通过制造“九一八”事变帮助日军侵占东北,立下“大功”,也直到1937年全面侵华战争爆发前才晋升为大佐。至于那些非“军刀组”和核心人员的陆大毕业生,晋升更难,为了晋升甚至不惜以下克上,越过军部私下制造冲突、挑起战争,比如关东军参谋石原莞尔、大本营陆军作战课长服部卓次郎,就是通过挑战苏联和推动偷袭珍珠港获得晋升资格的。
这样大浪淘沙下来,能在有生之年晋升大佐的人寥寥无几,整个二战期间也才两千来个,其含金量可想而知。而日本花大力气培养出来的大佐,自然不会被当炮灰使用。在日军体系中,大佐是奏任官的最顶级,即需要上奏天皇、由军部任命的高级军官,堪称“天子门生”。在日军作战序列中,他们的标配军职是联队长或旅团参谋长,属于战役级指挥官,不需要直接冲锋陷阵,阵亡率因此很低。
更值得深思的是,日军大佐的“含金量”,本质上是近代日本军国主义体系精密运作的产物。从陆军幼年学校到陆军大学的层层筛选,不仅是在培养军事人才,更是在塑造绝对服从的战争机器。他们精通多国语言,能解读复杂的战场态势,却也将这种能力用于侵略扩张;他们的战术素养越高,给被侵略国家带来的灾难就越深重。而中国军民能在如此悬殊的差距下,用14年时间拖住百万日军,靠的从不是“手撕大佐”的幻想,而是“一寸山河一寸血”的坚韧——是杨靖宇在冰天雪地中嚼着树皮战斗到最后一刻,是左权将军在十字岭为掩护大部队壮烈牺牲,是千千万万无名战士用生命堆出的胜利之路。
另外,大佐作为日军高级军官,保卫等级极高,不仅有专属的联队本部中队保护,外围还设有警戒部队和隐蔽工事,并利用地形加固掩体或用装甲车辆提供掩护,以避免直射火力打击。这导致日军大佐很难被击杀,在中国战场上的阵亡率只有10%,即便在战况惨烈的太平洋战场上,也不过25%左右,且往往要战斗至最后一兵一卒,部下死伤殆尽后才会被美军击毙或自杀。这其中,海军大佐在军舰沉没时往往拒绝离舰、选择与舰同沉,才拉高了太平洋战场上大佐的阵亡率,否则可能更低。
所以,在战场上击毙一名日军大佐的难度远超常人想象,绝非抗日神剧中“手撕大佐”的儿戏,而是一场情报、火力与意志的残酷博弈。现在那些抗日神剧里,大佐死得跟割韭菜一样,纯粹是胡扯。要是真这么容易,抗日战争还用打14年吗?
如今的我们,更该看清神剧与历史的鸿沟。尊重历史不是要渲染敌人的强大,而是要明白:抗日战争的胜利从不是唾手可得,每一个敌人的倒下都凝聚着先烈的智慧与牺牲。唯有铭记这份沉重,才能真正理解“来之不易”四个字的分量,才能让那段历史在记忆中保持应有的温度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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