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系车这回低头了,雷克萨斯宣布将在上海投资1000亿日元建厂,目标年产10万辆新能源车,还说要“效仿特斯拉”。这条消息一出,不少人直觉这是品牌策略转变的信号。更直白的事实是,这家曾经在中国市场高高在上的品牌,已经走到了不得不就近生产、靠中国市场求生的地步。提到当年的情形,雷克萨斯在国内加价几十万都有人排队,靠“日本原装”“高冷”卖溢价;如今选在中国建厂来投产电动车,不是出于情怀,而是销量下滑的现实在逼迫转变。同期日系其他牌子也不容乐观,日产销量同比降了12%,本田下跌幅度达30%,数字本身说明了眼前的困境。

把这次事件放在更长的时间线里问题并非单一决策失误,背后有一整套路径依赖和组织机制在作祟。过去十多年里,部分日系车企对电动化采取轻视策略。2014年出现过一则广告,用充电桩嘲讽电动车充电麻烦;公司高层公开表示纯电动车是“低级产品”,这种公开立场反映出的是对新技术的不屑一顾。日本在电池材料和电池技术上曾经领先,松下早在上世纪就推出锂电池,理论上具备把电池产业链向整车快速延伸的条件。现实却变成了另一幅图景:整车厂与零部件供应链之间形成了排他性关系,外来技术或供应商难以进入既有圈子,企业间交叉持股和利益绑定让供应链保持封闭,谁想创新谁就可能被边缘化,这个结构性障碍直接扼杀了开放合作带来的效率红利。

封闭链条带来的后果不只是一时落后,还有监管与内部治理的漏洞。马自达在安全气囊测试中使用秒表人为触发气囊的做法,暴露了把形式主义放在首位、把安全当成检查表的风险。多家企业在数据和合规上出现问题,2023年的相关风波牵涉车辆规模超过数百万台,存在数据篡改、测试造假等行为。造假的深层原因不在于个别工程师的道德失守,而在于组织压力和机制失灵:短周期开发被推上前台,高速压缩开发流程让一线研发资源和时间被挤压到极限,层层审批让问题难以触达高层,内部监督形同虚设。面对这样的制度约束,有些部门选择了欺瞒以换取表面合格,这种选择并非偶发,而是被制度性压力所推动。

市场反应迅速而冷酷。特斯拉点燃了电动化与智能化的竞争火种,随后中国企业在规模化、成本控制和软件定义汽车方面展开快速追赶。比亚迪在电池和三电系统上以产量和性价比占据优势;蔚来、理想在智能座舱和用户服务上做出了差异化;吉利在整车模块化和全球化布局上加速推进。中国车企并非只靠一项技术取胜,而是在电池、电控、智能驾驶与制造规模之间找到协同,从小到大的产业链节奏被市场验证。雷克萨斯宣称要“效仿特斯拉”,更像是在承认一个事实:原来靠传统发动机技术和保守供应链逻辑维持的优势,已经无法覆盖电动化和软件化带来的新竞争维度。

把雷克萨斯选址中国、并购式或合资式贴近本地制造的举动单看成商业策略调整,是不够的。把这件事当作一个信号来读,能看到两个清晰结果。第一,中国市场对外资车企的吸引力依旧强大,不仅是消费侧的需求体量,更在于完整而成熟的产业链、供应商生态、零部件配套与人才聚集。哪怕有些外资品牌在本国选择了保守路线,到了中国就不可避免地要与本地体系接轨。第二,日系车企的“高姿态”策略失效后,转型往往是被动的。把生产放到中国、把技术引进来、把制造环节交给本地,这些动作会把原本想保持的独立性一步步稀释,最终把这些品牌与中国的制造能力、供应链深度紧密绑定。

从产业链影响外资在中国建厂不是单向流入。即便最终这些车主要服务本国或第三市场的出口需求,供应链参与本地化后的溢出效应是实实在在的:零部件在华采购带动就业、制造环节的本地化帮助提升配套厂技术水平、合作项目推动本土技术升级。换言之,所谓“日本车来中国建厂”既是这些企业求生的动作,也是中国汽车产业继续吸纳和消化先进制造资源的过程。市场在招揽外资的也用竞争回应傲慢:不服气的姿态会被销量和成本现实迅速训诫。

回到雷克萨斯的那句“要在上海投产、效仿特斯拉”,可以把它理解为结果导向的策略调整,背后的推动力量是市场与技术趋势的合力。曾经靠发动机与耐用性赢得口碑的时代已经过去,新能源和智能化定义了新的竞争维度。企业若想保住市场份额,需要在产品设计、供应链选择、软件能力和用户服务上同步发力。一个曾经以“高冷”和排他走到顶端的品牌,现在愿意打破自己的边界进驻别人家,这种变动本身就说明了市场规则的变化。雷克萨斯在中国建厂的事实连同日产、本田近年的销量下滑,共同构成了一个清晰的证据链:依靠过去的光环在高速变动的市场中难以延续。

说的那句回到眼前的现实:傲慢在中国市场走不通。雷克萨斯从加价供不应求到在华建厂,这一转变既体现了自身的被动求变,也把中国产业体系的竞争力摆到台面上。中国消费者的选择早已从单纯的“省油省心”走向对智能化和整体价值的要求,那些固守旧有逻辑的企业会被市场强制改写。眼下的变化不需要过多粉饰,数据和事件已经足够说明问题。雷克萨斯低头的事实放在眼前,清晰而直观:不适应市场的姿态,最终会被市场所替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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