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战争部的前世今生

2025年9月5日，特朗普签署行政令，授权使用"战争部"作为国防部的次级称谓。

虽然最终更名还有待国会批准，但国防部官方网站域名和五角大楼部分门牌号更换等门面工作却没有丝毫停顿。

更名的理由非常“特朗普”。

从懂王的个人表达——“为了传递胜利的讯息和力量”，似乎有些孩子气，但不容忽视的却是其背后可能的图谋动向。

了解这些，还得从美国战争部的前世今生开始。

一

1932年，美国明尼苏达州奥斯汀市的荷美尔公司创始人之子——杰伊·荷美尔发明了一种12盎司罐装的午餐肉。

这种呈砖形的午餐肉，由火腿、猪肉、糖、盐、水和马铃薯淀粉制成，还加入了少量的亚硝酸钠。

它不仅能够提供170卡路里的热量和每日所需1/3摄入量的盐，还能比鲜肉保存长得多的时间，并且保持漂亮的粉色。

这款产品在荷美尔公司举办的征名活动中，获得了一个贴切上口的名字——斯帕姆（SPAM，源自Shoulder of Pork and Ham的缩写），即猪肩肉与火腿的意思。

斯帕姆午餐肉，作为20世纪30年代初西方世界经济大萧条的产物，主打的就是便宜实惠，加之便于储存、开罐即食，很好地满足了许多购买力不足的美国家庭对蛋白质和热量的需求，迅速打开了市场。

但真正让斯帕姆午餐肉大红大紫的，却是来自美国战争部的巨量采购。

1941年，美国正式向德意日法西斯宣战，几百万美军开赴炎热的太平洋岛屿、北非沙漠和白雪皑皑的北极战区，复杂的气候环境令负责部队伙食的后勤保障部门头疼不已。

1941年至1945年，美国战争部花费3.73亿美元，采购了数十亿罐斯帕姆午餐肉，替代了美国士兵一直食用的坚如磐石的咸肉，满足了他们的作热量需求。

随后无数的斯帕姆午餐肉通过租借法案被分发给了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苏联等盟国军队和平民。

英国前首相撒切尔夫人就曾回忆，战时一罐斯帕姆午餐肉配上一些莴苣和土豆，就是一顿丰盛的款待。

随着美军四处征战，斯帕姆午餐肉也迅速扩散到世界各地，韩国人极为推崇的"部队锅"里就少不了它。

斯帕姆午餐肉可谓美国战争部的神来之笔。

正是源于应对全球作战的后勤压力，美国战争部将一种经济萧条时期的廉价肉制品，转变为了影响多国战局乃至战后饮食文化的特殊符号。

斯帕姆的成功，同样也成就了美国战争部的壮大和辉煌。

因为生存与效率而非美食的标准制定，助推美国战争部成为了一个冷酷、高效、规模空前的“采购与配送中心”。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战争部到达了它权力的顶峰，不再仅仅是管理军队，而是管理整个国家的战争经济。

通过其下属的“战争生产委员会”等机构，向私营企业下达指令，将民用工厂转为军工厂，源源不绝的飞机、坦克钢铁洪流和各类保障物资，统一分配调度到各个战场，生生摧垮了轴心国的抵抗意志。

也就是说，战争部定义了需求，工业界则负责满足，由此美国战争部挟世界第一工业强国之威，冲上了烈火烹油、繁花似锦的巅峰！

当特朗普踌躇满志地重提战争部之名时，心里想必也燃起二战时帝国辉煌的火焰。

然而，早于150多年前就诞生的美国战争部，故事的开始却是“一个小心翼翼的起点。”

二

1789年8月7日诞生的美国战争部，其成立初衷，并没有如今特朗普恢复旧称时所表现出来的雄心勃勃。

美利坚的建国之父们大多是英国人。因而熟知大不列颠历史的他们，对于17世纪英国议会军将领奥利弗·克伦威尔武力推翻国王、解散议会的军事独裁记忆犹新，也亲历了驻扎在北美殖民地各州的英国常备军的威压和屠戮。

由此，对于常备军队的恐惧，是深深刻印在美国的建国基因里的。

但经历过1775年至1783年独立战争的洗礼，以华盛顿、汉密尔顿为首的联邦党人，认识到建立一个强大的联邦政府，就必须得有一支常备军队。

而反联邦党人则固执于各州的民兵才是自由守护者，对任何形式的常备军都抱有极强的戒心。

为了说服反联邦党人，“文官掌军”就被铸刻在了美国宪法的核心原则，并且设计了三重“保险”锁。

第一道保险就是美国总统，民选的文官成为了军队的最高统帅。

第二保险就是国会，文官群体掌握钱袋与宣战权，决定是否开战、是否拨款，并能随时审查军队。

我们有时从新闻里知悉美军将领接受国会质询，也是文官掌军的一种很好体现。

看你不爽就搞你，杀一儆百，看谁敢跳！经年累月得搞起来，颇有驯服意味，对美军将领的压力不言而喻。

第三道保险就是战争部长由文官担任，而非现役将军。

虽然文官部长作为附加保险而生，但战争部却是实打实的刚需。

整个独立战争期间，华盛顿最深切的痛苦并非来自英军，而是来自大陆会议的低效和无能。

大陆会议通过临时组建的“战争委员会”来协调军事，但一个权力分散、议事缓慢的委员会显然无法担此重任，导致华盛顿的军队饱受缺衣少粮、缺弹少饷之苦。

1777年英军占领了美国首都费城后，华盛顿率领的大陆军，困守于费城西北约20英里处的福吉谷，在衣不蔽体、食不果腹、居无定所且疾病肆虐的情况下苦熬寒冬腊月。

整整六个月的时间里，委员会就像瘫痪了一般毫无作为。最终华盛顿统领的12000多人军队，陆续逃走1400多人，伤病减员2500多人。

直到华盛顿力排众议任命的军需总长纳撒尼尔·格林大刀阔斧改革，遏制了后勤系统的彻底崩溃，福吉谷的军队才得到了最基本的物资保障。

后续又得益于法美同盟的建立，才从福吉谷的绝望切换到了美国独立的曙光。

虽说福吉谷在美国人的历史叙事中很是有些美军浴火重生的意味，但伤痛的记忆却深刻在美国国父们的脑子里。

所以，当1789年美国新宪法通过，联邦政府成立时，建立战争部就成为了最优先的事项之一。

三

1789年9月12日，亨利·诺克斯被任命为首任战争部长时，想象中的权力交接的盛大场面却并未发生。

这位华盛顿的老炮兵司令走马上任时，他的整个部门只有两名文职书记员和他自己。

新部门甚至没有自己独立的办公大楼，诺克斯最初只能在纽约的“联邦大厅”借地办公，后来随政府迁至费城，也只能在简陋的出租屋里工作。

我们常会听到一句话，“这个世界是个巨大的草台班子”。

实际情况是，很多事物都是从草台班子开始的，美洲的大陆军就是这样，美国战争部的开端亦是如此，与它的宏大名号极不相符，充满了尴尬与艰辛。

尽管早在1783年美国独立战争还未结束时，诺克斯就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名为《关于安排民兵》的详细计划，描绘了美国第一份关于战争部组织的蓝图。

但当诺克斯就任战争部长开始推行他思考了六年之久的政策计划时，头顶着国会《两周年拨款法案》“紧箍咒”的战争部，还得应对与财政部的“隐形斗争”。

汉密尔顿把持的财政部，负责审批一切军队开支。这位精明的财政部长时常对军事预算提出质疑和削减。

“要钱的”与“管钱的”之间的博弈，并不是什么新鲜事。

虽然战争部最初的孱弱无能，并不是完全靠钱就能改变，但仅从经费预算与开支的双重“枷锁”，就可以看出美国政府对于战争部设定的“小心翼翼的起点”。

国会的《两年度拨款法案》，从根子上讲，就是在制度设计上对军事力量极度的不信任体现。

而掌控了钱袋子的国会老爷们也无可避免地随意插手干预，常常毫无边界感地对军队指手画脚，一些国会议员甚至会具体指示某个连队应该驻扎在哪个哨所。

这般 “微操” ，不仅让战争部的专业军官们束手无策，恐怕就连蒋校长知道了也自愧不如。

与财政部的长期博弈也是极其耗费精力的事情，反复详细解释每一笔开支，并且总是被质疑驳回，确实是让人极度上头的。

这种套在脖子上的枷锁，导致战争部难以进行任何长远的规划，其发展和规模始终处于不确定之中。

屋漏偏逢连夜雨，本来就很艰难的战争部，

又在1798年因为海军部的成立，实际上沦为了陆军部。

这些要放在平时，也就是个效率低下的问题，最多受些窝囊气，又不是过不下去。

但当战争来临时，所要付出的代价就难以承受了。

1846年美墨战争时期，当美国陆军深入墨西哥作战时，后方的食物、药品和弹药无法送达，成千上万的士兵没有死于战斗，而是死于痢疾、伤寒和疟疾。

尽管战争部在组织远距离、大规模军事行动时后勤保障的系统性无能暴露无遗，但类似的灾难却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再次发生。

战前美国陆军的常备军仅2.8万人，战争部紧急动员了超过20万人，导致其后勤系统完全崩溃。士兵们缺乏帐篷、枪支、食物和医疗用品。更致命的是，供应军队的罐头牛肉大量变质，引发“烂肉丑闻”。

最终，因疾病死亡的士兵人数是战死沙场的七倍。

战争虽然以美国获胜而告终，但“胜利的尴尬”却清晰地表明，陈旧落后的战争部体系无法支撑帝国扩张的野心。

虽然美国战争部的诞生一开始就打上了文官掌军的烙印，但解决军队的后勤保障问题，却是其得以存在和有效运作的基石性任务。

基石性的任务却搞得一塌糊涂，让战争部陷入极度尴尬和无穷指责之中。

一次失败，可以原谅。两次崩溃，能够理解。毕竟大规模军事行动尤其是海外用兵的后勤保障是非常困难的，出点岔子在所难免。

但美国战争部却在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屡屡关键时刻“翻车”，即便是有国会的制约掣肘，也实在说不过去。

四

战争部的困境，归根到底是因为美国从一个松散的邦联，转变为一个拥有功能性中央政府的联邦国家的进程中，任何系统的成型成熟都迈不过千锤百炼的一道道关卡。

这就好比一群手工作坊刚刚联合建了公司，但还没等理顺内部关系、提高技术水平和完善供应链，就迫不及待地投入激烈商战，甚至大肆扩张经营规模，就很难不栽跟头。

在19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战争部的后勤系统本质上是一个依赖纸笔、缺乏专业流程的原始体系。

内部的军需局、军械局、军粮局等各自为政，互相争夺资源和权力，没有一个负责长期规划和协调的专业核心进行统一指挥调度。

从供应商到士兵手中的供应链流程中，充满了不透明和人为干扰。订单、发货、验收记录混乱不堪，无法进行有效的追踪和审计。

好比用一本混乱的“手工台账”去管理一个国家的物资流动，不但容易出错，还为腐败滋生提供了良好的肥沃土壤，导致后勤系统成为当时美国政治腐败的重灾区。

军队的采购合同常常不是通过公开竞标，而是基于政治关系和人脉。国会议员会为自己选区的承包商争取订单，而不管其产品质量和价格是否最优。

美西战争中，供应商提供的罐头牛肉质量低劣且很多变质，就酿成了如前所述的“烂肉丑闻”。

看到这些是不是很眼熟？没错，美国此类的腐败问题并不是仅仅存在于过去，近年来新闻里曝光的1200美元一个的咖啡杯，花费600万美元从意大利空运到阿富汗的9只山羊等等，也只是庞大冰山露出的微不足道的一角。

美军内部的系统性腐败问题，并不完全属于技术性问题，而是根源于其政治和制度的先天缺陷，至今也未能得到根治，并且越演愈烈。

不过话又说回来，即便是在美军所向披靡的二战期间，政商勾结的腐败问题也十分严重，但却并未妨碍美军的四处征战。

所以战争部的长期失职无能，更重要的原因恐怕还在于时代的局限与工业的鸿沟。

在铁路和电报普及之前，军队的机动和补给速度无法超越徒步和马车。一旦战线拉长，后方的补给根本无法跟上前方军队的推进速度。

食品保鲜难题也客观存在。在19世纪初发明罐头技术和冷藏设备之前，为远距离作战的军队提供新鲜肉食和蔬菜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士兵们主要依赖咸肉和硬饼干，极易导致坏血病等营养缺乏症。

工业能力的上限和动员能力更是严重制约战争部有所作为。

说到底，近代以来的战争，比拼的主要就是国家工业实力和动员能力。

美国能够在两次世界大战中轻松摘取胜利果实，除了投机取巧地隔岸观火、最后下场，本质还是靠强大的工业实力生生怼死了一众对手。

所以说尽管美军不乏大刀阔斧的改革，比如1903年起，在时任战争部长伊莱休·鲁特推动下，建立了提供专业军事规划的总参谋部，创立陆军战争学院，推行军官岗位轮换制度，从而奠定了美军现代化的基础。

但说到底，战争部在二战中的崛起兴盛，实际上主要得益于国家工业实力的加持，而战争部不过是恰如其分地释放出了这股强大的力量。

五

在18世纪末的语境中，“战争部”是一个直接且常见的名称，英国等欧洲国家早已使用此名。

因此美国战争部的最初起名，不过准确反映了该部门的核心职责——准备并进行战争。

当时的美国面临英国、西班牙等外部威胁和与原住民部落的内部冲突，国家生存是首要议题，准备打仗是主要任务。

二战结束后，随着美国成为了全球唯二，但事实上胜于苏联的超级大国，战争部于1949年更名为国防部。

这不仅是为适应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大国在冷战背景下所扮演的新角色，也是旨在终结陆、海、空三军之间灾难性的内斗，推动三军整合。

然而，在战争部的辉煌时期，美国的军工复合体已猥琐发育、悄然成型，其与战争部相互依存、共生共荣，已呈尾大不掉之势。

1961年1月17日，美国第34任总统艾森豪威尔发表了面向全国的告别演说，这位曾经在二战时期担任盟军统帅的政治家，明确指出了“军工复合体”的潜在危险。

他警告美国民众，要警惕“军工复合体”这头“怪兽”，并特别强调“必须防止军工复合体有意或无意地获得不应当有的影响力”。

在最初的演讲草稿中，艾森豪威尔使用的术语是“军事-工业-国会复合体”，但最终他在全国观众面前，将其定义为了由军方、国防部及军火制造商等组成的庞大利益集团。

艾森豪威尔用词脱敏的原因不难理解，即便卸任退休，国会老爷们也是不能过多得罪的，毕竟动摇国本的事情风险太大。

因此，艾森豪威尔关于军工复合体的警告并没有什么卵用，之后的军工复合体继续高歌猛进、日益强大，崛起成为了由军方、国防部、军火制造商、国会议员、科研机构、智库和媒体等组成的庞大利益网络。

这个利益网络的核心运作逻辑就是，为确保军火生意兴隆，这个集团有动力去推动政府增加军费、制造假想敌、甚至发动冲突或战争。

在这个逻辑运作过程中，曾经的战争部，后来的国防部，自然成为了军工复合体中的核心角色。

首先，作为军火商的"超级客户"与"伙伴"，国防部是美国联邦政府中最大的采购部门，通过巨额的国防合同，为军工企业提供了稳定的收入来源。

2020财年，美国国防部签署的联邦合同总额达到4200亿美元。

即使是在美国实体经济疲软的趋势下，2025年美国国防部的预算也达到了8498亿美元。

这些高于其他所有联邦政府部门总和的支出和预算经费大多都落到了洛克希德·马丁、波音、诺斯罗普·格鲁曼、雷神、通用动力等老牌军工巨头手上。

所谓“国家吃紧、军工紧吃”，大抵不过如此。

其次，顺畅的"旋转门"成为了连接国防部与军工企业的关键机制。高级军官或国防部官员在退休或离职后，经常会到军工企业担任高管或顾问。反之，军工企业的代表也会进入政府担任要职。

特朗普第一任期内的国防部长马克·埃斯珀就曾是雷神公司的资深游说员。

在美军从阿富汗撤军后，前驻阿美军司令小约瑟夫·邓福德上将则成为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董事。

这种双向的人员流动，使得国防政策和高额订单往往在一种"内部人"的氛围中决定。

有了钱的军工企业，当然不能忽视国会老爷们的利益，各类政治捐款数额不菲且持续不断。国会大佬们也自然投桃报李，要政策给政策，要项目批项目。

公开腐败由此在美利坚蔚然成风、大行其道，美国国防部可以说功不可没。

如今的战争部，在即将失去工业霸权、科技霸权的落寞时代，更被军工复合体死死捆绑，再无往日辉煌。

粗略回顾美国战争部的一路走来，从一个为避免后勤混乱而成立的管理机构，伴随着美国工业实力的崛起和势力范围的扩张，演变成一个能够调动全球资源的后勤巨人，最终成为一个思考如何在大国竞争中维护国家安全的战略大脑。

但自诞生之初，基因中就植入了防范乱军暴政的编码设计，但却由顶层桎梏进化出利益捆绑，脱胎换骨为军工复合体的关键枢纽，成为了左右美国外交政策的强大推力。

在美国工业实力褪色、全球霸权松动的大势之下，也无可避免地沦为了党争内斗的工具。

很显然，知悉了美国战争部的前世今生，再看特朗普现在的改名举动，毫无疑问对于如今美国军事机构的改变是极其肤浅无力的，既没敢触及军工复合体的深层次问题，也没能涉及对美军力量结构的变革调整，更不会是决定大国博弈的胜负之手。

那么，这一毫无实质意义的改名，究竟图的是什么呢？

结合近来召集美军将领座谈训话、展开军队“去觉醒化运动”等一系列举动，不难看出，改名战争部更像是对美军的又一次驯服式测试。

一向睚眦必报的特朗普，对任职期间调查审计美军军费开支屡次无果和前一任期结束前美军将领的“背叛”，可以说一直耿耿于怀。

也可以想见，四年任期对于特朗普而言，并不算长，中期选举大考也即将来临，为了实现对国内政治权力结构的深层改造，也为了应对民主党可能到来的报复，无论是采取雷霆行动，还是逐步清洗，都得把军队牢牢掌控在手。

从某种意义上来讲，更多的还在于特朗普式的“攘外必先安内”，进退方可从容。

但这同时也传递出美国“先发制人”的强烈信号，可能为未来在台海、南海等敏感地区的军事干预铺路，减少国内舆论对“主动开战”的抵触。

对此，我们的应对之策，除了国家层面的冷静观察、从容应对外，在舆论场上还得及时释放清晰鲜明的信号。

这从高志凯教授近来的诸多访谈及辩论发言中，就可管中窥豹。

从民间渠道向西方尤其是美国传递出威慑止战的坚决态度和警告信号：“如果你想发动战争，你就会得到战争；如果你想摧毁中国，你也会被中国摧毁；若胆敢对中国发动核战争，你就会被核反击彻底消灭。”

改名并不能改命，美国战争部周而复始的一轮回归，唤回的只是对于昔日荣光的缅怀，敲响的却是霸权丧失的警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