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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颗粒捕捉器进化史:从初登场到成汽车“标配”

    在汽车行业迈向绿色发展的征程中,颗粒捕捉器成为了车辆减排的重要利器,不过,它也给不少车主带来了油耗增加、动力减弱等困扰,大家也由此开始期待它能早日“退场”。但从实际情况来看,颗粒捕捉器在短期内很难被去除,因为背后有着诸多复杂颗粒捕捉器的发展历程,是汽车行业不断适应环保需求、持续技术革新的过程,其出现时间因柴油和汽油发动机的不同而有所差异:

    首先柴油颗粒

    捕集器(DPF):DPF最早可追溯到1985年 ,当时梅塞德斯奔驰将其应用在3.0L涡轮增压发动机中,采用被动再生策略,即利用发动机正常运行产生的热量来燃烧捕捉到的颗粒物。但这次尝试不算成功,因尾气背压过大,导致发动机功率明显降低,影响了车辆性能,所以在随后多年里,DPF技术没有得到足够重视。随后到了90年代后期,情况出现转机。瑞典颁布的Environment Zones法案要求重型卡车必须配备DPF,这促使该技术迎来发展契机。车企和科研人员开始深入研究,改进DPF的设计和再生技术,以克服早期出现的问题。

    进入21世纪,全球环保意识持续增强,欧美日等国家和地区逐步出台更为严格的排放法规,对柴油车尾气中的颗粒物质量(PM)排放提出了极高要求。例如,欧四/五法规要求尾排PM低于0.02g/kwh 。在这样的背景下,DPF技术得到了广泛应用,成为柴油车满足排放标准的关键设备。如今,壁流式颗粒捕捉器是DPF的主流类型,其载体采用封闭式壁流式结构,能高效拦截捕捉颗粒,再生方式分为主动再生和被动再生两种。主动再生是通过外加能量,如电加热、喷油助燃等方式提高排气温度,使颗粒物燃烧;被动再生则是利用催化剂降低颗粒物的燃烧温度,使其在发动机正常运行的排气温度下就能燃烧。

    随后汽油机颗粒捕集器(GPF)问世:在早期,传统的进气道燃油喷射(PFI)发动机颗粒物排放较少,所以并没有针对汽油发动机的颗粒排放限值规定。但随着汽油直喷(GDI)发动机技术的兴起,它在提高扭矩和功率输出、降低二氧化碳排放量方面表现出色,逐渐成为主流。然而,GDI发动机的颗粒物排放问题也随之凸显。

    2009年,欧5标准引入了汽油机车辆的颗粒物质量(pm)限值,尽管当时只对柴油机车辆的颗粒物数量(pn)进行了规定,但这是对汽油发动机颗粒物排放管控的开端。此后,欧6标准对汽油发动机逐步实施pn限值规定,在2017年9月生效的欧6c标准中,GDI发动机的颗粒物数量指标为6×10¹¹#/km ,代替了最初的6×10¹²#/km限值。并且,欧洲引入了真实驾驶排放(RDE)测试程序,要求轿车不仅要在控制底盘测力计测试中进行检测,还要在真实生活条件下通过便携式排放测量系统进行测试,这对汽油机的颗粒物排放控制提出了更高挑战。

    为了应对这些严苛的排放标准,各大整车厂开始选择安装汽油车颗粒捕集器(GPF)。GPF是一种壁流式的颗粒捕集装置,过滤体内有很多平行孔道,相邻的两个孔道内一个只有进口开放,另一个只有出口开放。排气从开放的进口孔道流入,通过GPF载体多孔壁面至相邻孔道排出,而颗粒物被滞留在孔道内,从而实现捕集作用。当GPF中的颗粒累积到一定程度时,通过调节发动机运行工况,如断油、推迟点火角等,使GPF中的颗粒氧化燃烧,即GPF的再生,去除GPF中的颗粒物,最终实现“捕集-再生-捕集”的良性循环。

    中国从2017年6月开始颁布国六排放标准。首先新大众途观1.4L TSI发动机和奥迪A5的2.0 TFSI发动机率先装配GPF,随后,越来越多的车企在旗下车型上应用这一技术 。

    一、政策法规:高悬的“紧箍咒”

    如今,全球都在大力推行愈发严格的汽车尾气排放标准。就拿我国来说,国六标准对颗粒物排放有着严苛限制,其中国六b阶段的颗粒物数量限值相比国六a进一步加严。对于车企而言,要想让车辆符合这些标准,颗粒捕捉器就成了关键手段,不可或缺。在欧洲,欧六排放标准同样要求车辆配备类似装置来控制颗粒物排放。比如德国,其国内的汽车要想上路行驶,必须满足欧六标准,这使得德国车企如大众、宝马、奔驰等,旗下大部分车型都安装了颗粒捕捉器。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作为美国环保要求最为严格的地区之一,实施的排放标准对车辆颗粒物排放限制严格,促使汽车制造商广泛采用颗粒捕捉器技术来满足法规要求。只要这些高标准的排放法规持续存在,颗粒捕捉器就会一直肩负使命,难以退场。

    二、技术发展:突破的“艰难路”

    虽然目前部分先进技术已经在降低颗粒物排放方面取得进展,但要完全替代颗粒捕捉器仍有很长的路要走。马自达研发的SPCCI火花控制压燃技术,通过精准调控燃烧室的温度和压力,让汽油在部分工况下实现压燃,减少了汽油机的颗粒物排放。但该技术目前还未大规模应用,并且在实际应用中可能还会面临诸多挑战,比如对燃油品质要求较高、发动机控制系统更加复杂等。混动技术也是近年来的热门发展方向,像丰田的THS混动系统、本田的i - MMD混动系统,通过电机辅助发动机工作,使发动机保持高效运行区间,减少了颗粒物的产生。不过混动技术成本相对较高,电池的回收处理也面临环保压力,在普及过程中需要车企和消费者共同适应。所以,在没有成熟、低成本且能广泛应用的替代技术出现之前,颗粒捕捉器依旧会是车辆排放控制的重要保障。

    三、燃油品质:关键的“绊脚石”

    油品质量对颗粒捕捉器的使用有着重要影响。在欧洲,由于汽油的硫含量已经降到很低,像挪威等国家,其油品质量高,这使得车企在满足排放要求方面有更多的技术选择,甚至可以取消颗粒捕捉器。然而在国内,油品硫含量相对较高,部分地区的油品质量参差不齐。高硫含量的燃油燃烧后会产生更多的颗粒物,并且其中的硫还会与颗粒捕捉器中的催化剂发生反应,降低催化剂的活性,导致颗粒捕捉器更容易堵塞。如果要取消颗粒捕捉器,就需要加速油品升级,让燃油燃烧更加充分,减少颗粒物的产生。但油品升级涉及到炼油技术改进、基础设施建设等多方面的问题。炼油技术改进需要投入大量资金进行研发和设备更新;而基础设施建设方面,加油站需要更换储油罐、加油设备等,以适应新的油品标准。这些都不是短期内能够实现全面突破的。

    尽管颗粒捕捉器目前还无法被去除,但车企也在积极采取措施来优化其性能,降低负面影响。比如,大众通过采用缸内直喷技术,将喷油压力提升至三百五十帕,使汽油燃烧更充分,从根本上减少颗粒捕捉器的再生频率;更改颗粒捕捉器的位置,使其更靠近发动机,利用发动机排出的尾气热量对颗粒捕捉器进行再生,提高再生效率;还对再生程序进行了优化,让车辆基本行驶在三十千米左右就可以实现再生。宝马则在发动机管理系统中加入了更为智能的算法,根据车辆的行驶工况、尾气排放情况等实时调整发动机的工作参数,减少颗粒物的产生,同时优化颗粒捕捉器的再生时机,确保其高效运行。这些优化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颗粒捕捉器带来的问题,也为未来技术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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